邪教是一种社会病理文化，是反社会现存体制而形成的一股力量，它对民众的身心健康、民族的素质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破坏性极大。

一、剥夺人的正常思维能力

邪教邪之所在就是禁锢人的思想，让人不去对比，不去思考，不去分析，不去评判，从而使人无法辨别真伪，这样就等于控制住了信息入脑的第一道关口——感觉。感觉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开端，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，也是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成分，它在认识过程中担负着对事物进行分析的任务。人们通过感觉从外界获取信息，认识和分辨事物的各种属性，然后在大脑知觉系统中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，并与已经存贮在脑内的既往信息和现实的社会信息进行对照，从而产生对外界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。因此，人认识世界的过程是在感觉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，复杂的心理活动也是在此基础上得到发展的。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，没有感觉的生活令人无法忍受。

1953年，心理学家贝克斯顿（W. H. Bexton）等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完成了世界上首例“感觉剥夺实验”。基本内容是：把大学生志愿者置于极少有刺激作用的实验环境里，放置在被剥夺了光、声、触觉等的房间内，使其极少产生感觉，并要求志愿者停留的时间尽可能长久。每人每天在实验室里可获得100美元的高报酬。实验结果表明，尽管有高额奖励，却很少有人愿意接受2～3天以上的感觉剥夺实验。这些大学生志愿者在感觉被剥夺的实验期间，注意力不集中、思维不连贯、条理不清、逻辑混乱、反应迟钝、情绪烦躁，甚至有的还出现了幻觉、神经症状或恐怖症状。有一些志愿者从隔离室出来，在描述其感觉时说：“我的思想似乎像一团棉花浮在我的身上”、“物体看上去是弯曲的”、“物体似乎在动”等。用脑电图记录这些志愿者在隔离前、隔离时以及隔离后的脑电活动，发现在隔离一段时间之后，其脑电图出现一种慢波，这种慢波通常是在成人睡眠时出现，而不是在觉醒时出现。主要脑区活动的节律频率也变得缓慢了，这说明大脑皮层的功能被抑制了，这种抑制使人接受信息和产生感觉的能力下降，无法形成正确的分析。此后，在美国、英国和中国多次重复进行的感觉剥夺实验中，都得到了类似结果，证明感觉的丧失会严重地影响人的认知过程，特别是思维过程，并波及情感和意志状态，造成心理功能紊乱乃至行为失常现象。

邪教活动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，“法轮功”要求习练者在一种安静和闭锁的环境里“练功”，给予其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的刺激极其单调，隔断他们与家庭、他人和社会的联系。这种“练功”场面类似于感觉剥夺环境，“练功”状态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自体的感觉拘禁状态，其目的是控制习练者与外界环境的交往。

邪教操纵者知道，习练者与社会联系得越少，就越能符合邪教所培植的信念和行为要求，就越能在习练者的意识中制造与社会其他成员不相适应的知觉，并以习练者的这种知觉来维护邪教圈子的稳固性。

二、异化人的心理功能

人类随着漫长的生物功能进化，大脑的想象能力日益加强，身体也会顺应想象产生反应。比如，一位姑娘对玫瑰花粉过敏，当她看见一盆玫瑰花时，顿然大惊失色，立刻哮喘起来。当告诉她，这只是一盆塑料玫瑰花时，她才深吸一口气，呼吸变得平稳。这是为什么？显然，这是被假象迷惑了，被假象控制后，才会出现哮喘症状，这也是一种精神控制，是自我精神控制的现象。有的人心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，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和精神控制；也有的人坚定果断，很难被他人左右，但是不被精神控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没有的。既然人容易被精神控制，精神控制也具有作用，那么这种方法就会被利用。许多邪教都有演示引导的手段，以使信徒产生强化记忆。比如，“法轮功”一边用演示法表演形体动作，一边说一些云里雾里的“术语”，一边用余光观察着习练者的表情，再配合着特殊的声调，强化习练者的印象和记忆。这些手段不一定能使习练者马上产生强烈的记忆，但是日复一日地练习，同时大量地使用影像、录音等高科技设备和方法，很容易使人快速地进入精神控制之中。

精神控制的完成也就意味着心理变态的形成，这些变态心理在常人眼里有一种怪异感，但是对于某些邪教成员来说却有一种异样的自豪感，如“法轮功”习练者，他们感到自己异于“常人”，是上了“层次”的“神”了。当被告知受到精神控制，他们会进行反驳，对此否认。

如果内心被邪教操纵者填塞了大量内容，并且笃信不疑，在行为上表现为极端的崇拜活动，则是被精神控制的外在体现。如果“尊师”要求“为了‘圆满’，去献身”“走出去，流点血才好”，能够遵循这些言论舍身行动的话，表明其内部的精神控制关系也就形成了。这种关系的形成正是邪教精神控制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习练者变成邪教组织利用和控制的工具，使习练者盲从地按照教主的指令去塑造邪教行为，从而建立与邪教目的趋向一致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。

三、激化对抗社会的极端行为

邪教是神秘的小宗派组织，有自己的教义和派别组织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在政治领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，是与国家政治保持高度对立的政治集团。邪教有很强的排他性和攻击性，当蓄积到一定力量时就会产生攻击国家的行为，带领一大批信徒陷入反社会、反现存体制和危及政权的活动中。

邪教教主都需要现实的政治权力，这就是许多邪教组织向社会政治发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中国历史上一些教派都发动过暴乱，攻打皇城，反抗社会，企图夺取政权。他们向往“政教合一”的社会体制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，应该具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。

国外的邪教同样如此，夺取政权是它们的终极目标。1921年，韩国发生了“普天教”教主宣布国号，自称是“东方联盟”盟主，登上皇位的事件。1954年，韩国“更定儒道”向联合国递交了有关建立新的韩国政府的文件。这些都说明了邪教组织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和野心。

“法轮功”组织的政治意图也是很明显的。尽管在其传播初期，为蒙蔽世人，李洪志说“不参与政治”，但随着其邪教本质逐渐暴露，反对的呼声越来越高，特别是中国政府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后，李洪志不但明确提出“政治能制止迫害，何乐而不为”，而且还搞“九评”“三退”等，甚至提出“铲除共党”、建立“过渡政府”。

正是因为邪教组织具有政治目的，所以邪教的排他性和攻击性都很强。而在社会上处于被孤立、被指责和被压制的位置时，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动员内部力量来对抗，甚至把对抗斗争认为是追求真理的表现。而这些恐怖活动极具破坏性，如日本“奥姆真理教”用毒气大面积杀人，美国“大卫教派”导致几百人集体自杀。

同时，邪教把民众领入虚幻的世界，造成民族素质低下，社会发展动力不足，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，这种危害社会的罪责也是不容忽视的。

（节选自《“法轮功”精神控制透视》第一章“精神控制概述”）